赵翼《瓯北诗话》卷二论杜诗曰：“鲜于仲通，则杨国忠之党，并非儒臣，而赠诗云：‘有儒愁饿死，早晚报平津。’……可见贫贱时自立之难也。”这差不多是过去的人共同持有的见解。赵氏史学名家，而考索不精，诚属憾事！对照以上的考证，可知此说全不合事实。

至于说到唐代与南诏交恶一事，那情况更是复杂了。好在唐代史书上记载得比较详细，南诏罗凤也及时树立《南诏德化碑》记载此事 [9]，两相对照，可以看清事实的真相。

对于历史上的这重公案，双方的记载，除了因立场观点的不同而词气有异外，基本事实却是出入不大的。就从《南诏德化碑》上的说法来看，挑起祸端的首恶，是章仇兼琼、李宓、张虔陀等人。鲜于仲通也有责任，当南诏一再向他说明情况，申诉冤屈，乞求和解之时，他却一味采取高压手段，坚持兴兵讨伐。南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出兵反击，才把他打得大败而归。从南诏的眼光来看，鲜于仲通的表现是蛮横无理，而不是什么阴险奸诈，这与他豪强的性格是一致的。不管这事是否出于唐玄宗和杨国忠的指令，作为当事人的鲜于仲通，还是措置不当，给两处人民带来了灾难，造成了严重的历史后果。

这种错误究竟是怎样犯下的呢？看来它与儒家尊王攘夷的正统思想有关。对于儒家的这种传统观念，也应结合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做出具体分析。每当正统王朝遭到外族侵略濒临危亡之时，一些有气节的士人总是在儒家这种思想的指导下，宁死不屈，百折不回，为兴复故国而奋斗，历史上出现过不知多少这类可歌可泣的事迹。这里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强烈的向心力。可以说，我们的国家绵延几千年而一直能够保持统一和独立，也与这种传统思想有关。但是尊王攘夷思想也有它另一方面的不良影响，那就是鄙视边疆的少数民族，表现出一种天朝上国的傲慢态度。南诏地处边陲，国力不强，而且一直臣服于唐，这时却兴兵反抗，杀掉地方长官，攻掠土地，而且扬言要投奔吐蕃，这在唐王朝的地方大员说来，大约认为非得严惩一下不足以儆效尤，于是两国之间也就一再兵戎相见了。

鲜于仲通已是一个汉化了的兄弟民族的后裔。他生长蜀地，又在剑南长期任职，这里正是兄弟民族杂居之区。鲜于仲通自从参与剑南军事起，攻打过云南蛮、羌、吐蕃等许多兄弟民族，颇施杀伐之威。这里当然也有许多不正义的行动，但颜真卿在为他作《神道碑》时却毫无批判之意，而是尽情褒扬，因为颜真卿也是儒家思想的信徒，他也是遵从“严夷夏之防”的原则而立论的。

天宝时期的文人对眼前发生的这起事件大都认识不清，这或许与不了解事实真相有关，但尊王攘夷的思想却也在兴风作浪，因此刮起了一阵兴兵讨伐的鼓噪。鲜于仲通丧师折兵后，杨国忠命令李宓以更大的规模出兵攻打，高适有《李云南征蛮诗》，内云：“圣人赫斯怒，诏伐西南戎。肃穆庙堂上，深沉节制雄。遂令感激士，得建非常功。料死不料敌，顾恩宁顾终？”储光羲有《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》诗，内云：“昆明滨滇池，蠢尔敢逆常。天星耀锧，吊彼西南方。……邦人颂灵旗，侧听何洋洋。京观在七德，休哉我神皇。”可见当时的文人差不多都是带着同仇敌忾的心情看待这起事件的。[10]储诗标题而称“同诸公”，可见一起赋诗的还有不少人。鲜于仲通蛮干一场，看来就是在这一种弥漫朝野的共通心理基础上发动的。

后来的史家总结历史经验时，都说“仲通褊急寡谋”（《旧唐书·南蛮·南诏蛮传上》），“卞忿少方略”（《新唐书·南蛮·南诏传上》），“仲通性褊急，失蛮夷心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天宝九载）。这可不是在批评他不该镇压兄弟民族，而是责怪他缺乏手腕，没有把事情处理好。钱谦益《杜诗笺注》曰：“按公投赠诗与鲁公《神道碑》，叙次略同。鲁公《神道碑》记节度剑南，拔吐蕃摩弥城，而不载南诏之役；公诗美其文章义激，而不及其武略：古人不轻谀人若此。”看来颜、杜二人并不是为了不赞成征南诏之举而略去此事不谈的，大约只是为了鲜于仲通出师不利，全军覆没，故而为之藏拙。杜甫的态度，和当时其他文人也不可能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。

但征南诏之举毕竟是唐王朝的创伤剧痛。过此不久，安史之乱即起，从此兵连祸结，人民也就辗转于沟壑。后人痛定思痛，对此有了新的认识。刘湾《云南曲》曰：“百蛮乱南方，群盗如猬起。骚然疲中原，征战从此始。”白居易《新丰折臂翁》曰：“翁言贯属新丰县，生逢圣代无征战。惯听梨园歌管声，不识旗枪与弓箭。无何天宝大征兵，户有三丁点一丁，点得驱将何处去，五月万里云南行。”从此以后，鲜于仲通的征云南之行也就不断为人诟病了。

哥舒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