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两盐之外，还有两种盐税形式，即蚕头盐与察头盐。

先说蚕头盐。蚕头盐是指政府把食盐借给农民，然后等到每年蚕丝上市，农民把之前的盐税折成丝绸再还给官府，也就是说政府借盐，收回的却是丝绸。蚕头盐因为涉及国家经济命脉，所以周朝官府对蚕头盐管控非常严，“诸州府人户所请蚕盐，不得于乡村衷私货卖，及信团头、脚户、县司、请盐节级、所由等克折粜卖，如有犯者，依诸色犯盐例科断”。换句话说，蚕盐不能在市场上流通。但柴荣在蚕头盐的改革上做得有些冒进，他规定沧、棣、滨、淄、青五州农户，无论年收入多寡，都要交相同数量的蚕头盐，即绢一匹。不过后来柴荣觉得一匹绢对收入高的农民太少，又把蚕头盐税提高到两匹，但却没有考虑收入小的农民负担更重了。但相对于宋朝的蚕头盐制度，柴荣已经对得起农民了。宋朝拒绝把盐借给老百姓，却依然强行征收蚕头盐，“自是诸州官不贮盐，而百姓蚕盐岁皆罢给，然使输钱如故”。宋朝所谓的经济繁荣、国库充盈，大抵都是从老百姓口袋里抢过来的。

还有就是察头盐。察头盐是指政府在每年秋播时把盐卖给农民。不过察头盐价格较高，无论家庭收入多少、是否有天灾人祸，每户都要收察头盐三千文钱。柴荣觉得这样做极不合理，在显德三年时，柴荣废除了这一规定，改为每石盐交一千五百文，极大地减轻了百姓负担。

英雄敌不过天意

——漫谈周世宗柴荣之城建、治河篇

前面在《旰食宵夜，礼贤从谏——明君石敬瑭》中提到过，石敬瑭把国都从洛阳迁往汴梁，正式拉开了汴梁城作为中原政治中心长达二百年的序幕。但石敬瑭时期的汴梁城，非常得狭小拥挤，还不能算是国际一线大城市。而真正让汴梁城飞上枝头做凤凰、成为东方世界中心的，还是几乎无所不能的柴荣。虽然宋朝历代诸帝都曾经扩修过汴梁城，但他们只是修修补补，柴荣则真正奠定了北宋二百年繁荣汴梁城的基石。

柴荣认为他接手的汴梁城，“人物喧阗，闾巷隘狭，雨雪则有泥泞之患，风旱则多火烛之忧。每遇炎热相蒸，易生疾沴”，城市狭小拥堵，一旦发生重大灾情，后果是不可想象的。而为了避免天灾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建城市，把人口稀释在巨大的地理空间中。

显德二年（955年）四月十七日，柴荣对外颁布《京城别筑罗城诏》，正式拉开了扩建汴梁城的大幕。这道诏书具体讲述了扩建汴梁的原因：“东京华夷臻奏，水陆会通，时向隆平，日增繁盛，而都城因旧，制度未恢，诸卫军营，或多窄隘，百司公署，无处兴修。加以坊市之中，邸店有限，工商外至，亿兆无穷，僦赁之资，添增不定，贫阙之户，供办实艰。而又屋宇交连，街衢湫隘，入夏有暑湿之苦，居常多烟火之忧。将便公私，须广都邑。”

不过当时并没有动土，原因有两点：一是此时是农忙时节，柴荣不想耽误农民务农，想等到农闲时再动土；二是城外还有很多百姓祖坟，需要给百姓时间迁坟，但条件是新坟要迁到距离新城以外七里。

特别是迁坟问题曾经遭到了很大非议，有人认为柴荣太不近人情，甚至骂柴荣无道。柴荣知道后，对大臣们感慨地说：“朕岂不知修城死人、活人都要受影响，但尔等谁又能理解朕的苦衷？有些人骂朕，朕自当之，他日终为人利。”

显德三年（956年）正月初四，农闲时节，柴荣一打南唐之前，正式下达了扩建令，“发开封府、曹、滑、郑州之民十余万筑大梁外城”。京城都巡检韩通出任新城区建设总指挥，左龙武统军薛可信、右卫上将军史佺、右监门卫上将军盖万、右羽林将军康彦环分督四面。

十几万人的日夜辛劳没有白费，一座雄伟的汴梁新城骄傲地伫立在黄河南岸的中原大地上。

汴梁新城区的面积非常大，比旧城面积大了四倍，面积二十五平方公里，周长“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”，即周长二十二公里，比旧城周长扩大了四倍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，这座新皇都不仅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，还有非同寻常的军事意义。根据清朝人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的记载：柴荣用虎牢关的土奠基汴梁新城，“坚密如铁”，蒙金大战中，蒙古大将速不台攻打汴梁，“用炮石昼夜击之，不能坏，乃因外壕筑城，围百五十里，昼夜攻击，竟不能拔按”。坚固的汴梁城，对后来北宋王朝的统治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，金人攻汴极为艰苦，这未始不是柴荣之功。而北宋之亡，是亡于北宋主赵佶的昏庸无道。

柴荣为后人留下了一座几乎百年不用修缮的坚固城池，而下一次大规模扩建汴梁，则是北宋大中祥符九年（1016年）。古代建筑水平较低，而一座城市建筑使用六十年没有大修，说明柴荣主建的这座开封新城是一座负责任的良心工程。

一座新城是不是良心工程，一则看它的建筑质量，二则看是否照顾到了普通百姓的利益。在第二点上，柴荣做得非常好，他从来也没有忘记百姓的利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