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经的孔子，特别是在鲁国执政期间，有些锋芒毕露，杀少正卯便是

曾经的孔子，特别是在鲁国执政期间，有些锋芒毕露，杀少正卯便是孔子性格中强硬刚狠的证明。但在外游历这么多年，吃了很多苦，反而能让孔子的性格沉淀下来，孔子的为人和政治思想体系也日益成熟。

有个小故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，孔子有次路过郑国，与学生们走散了，孔子满面尘垢，破衣烂衫，神情疲惫地站在城东门。而此时他的学生们也在寻找老师，有个郑人告诉子贡，说他在城东门发现一个非常落魄的老头子，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。后来子贡找到孔子，把这句话告诉了孔子，原以为孔子会大怒，没想到孔子朗声大笑，说我现在的情况，就是一只丧家之狗，郑人没有说错，这就是豁达的孔子。

历经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统治，孔子已经被严重神话，但同时孔子性格中可爱的一面也被后世一些儒者有意抹去，变得庄严却失去趣味。后世流传一句著名的话，即“以德报怨”，实际上这句话根本不是孔子说的，而是有人问孔子的原话。

《论语·宪问》中的原话是，有人问孔子：“以德报怨，夫子以为如何？”孔子的反问非常精彩：“（如果以德报怨），何以报德？”接着，孔子给出他认为正确的答案：“（面对仇恨），要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！”说得通俗些，就是孔子认为别人对你怎么样，你就对他怎么样。对方有恩于你，你就必须报恩，对方伤害了你，你就理直气壮地去伤害他，一报还一报，天经地义！

孔子这些年在国外流浪，一直得不到重用，实际上和他的火暴性格有很大关系。孔子有经天纬地之才，又疾恶如仇，眼里揉不得沙子，他每到一国，都是当地庸猾官僚们的最大敌人，这很好理解，谁都不会欢迎一个来抢自己饭碗的洋和尚，所以都想办法阻止孔子受重用，否则自己只能喝西北风。

晋文公姬重耳游历诸国，但他的特殊身份注定了他不可能留在所居国，总有一天他会回到晋国即位的。孔子不一样，他是鲁国人，但为了实现理想，孔子是可以改换国籍的，这就注定了孔子的不受欢迎。孔子说自己是“丧家之狗”，半是戏谑，半是对现实的无奈。

世人很难想象，孔子这样名闻天下的大政治家、大教育家、大思想家，居然会挨饿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。根据《吕氏春秋·任数》的记载，孔子在陈蔡游历时，曾经七天没有吃到米饭，饿得前心贴后背。

还是学生颜回到外面讨到了一点米，回来煮着吃，颜回已经饿得两眼发直，偷偷地吃了一点，然后捧给老师进食。以孔子这样的胸怀大度，在他偷看到颜回吃米时，都认为颜回是在偷吃东西，可见孔子已经饿成什么样了。

后来孔子游历楚国，也是跟叫花子似的，到处讨饭吃。有个渔父看孔子实在可怜，就送给孔子几条鱼，孔子碍于面子，坚辞不受。还是渔父说天气太热，距离市场太远，卖也没人要，扔了又太可惜，不如送给老夫子食用，也算一件功德，孔子这才勉强接受。

孔子的伟大之处恰恰就在这里，以孔子的特殊社会身份，只要他肯低头，与那班庸俗的官僚同流合污，什么样的富贵他得不到？但孔子的道德底线不容许他这么做，孔子是个好名之人，他曾经说过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。”孔子要做的是寒冬迎风而立的松柏，而不是秋风一过便黯然扑地的枯草。

孔子入卫、入陈、入蔡、入叶、入楚，游历了大半天下，虽然一直没有获得成功，但至少可以说孔子是位出色的旅行家。历经风霜，黄尘扑面，车马劳顿，甚至有陈蔡之厄，饥于乏食，但枕于江涛之畔，观红日初升，望斜阳断雁，这样的人生，已经相当成功了。

在政治上，孔子已经不对中原诸国抱有什么奢想了，他甚至有“浮海而居九夷”的想法。所谓九夷，有一说是南方楚吴之南的夷族部落，但如果要去此地，是用不着坐船浮海的。《汉书》的解释比较合理，九夷就是现在的朝鲜半岛，需要坐船过去。

孔子欲去九夷，一方面是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建一个不被世俗所打扰的居所，另一方面，孔子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，在他的潜意识里，他还是想做一个政治家。虽然孔子最终没有浮海去九夷，但他心中依然保留着一块乐土，那是属于他自己的。

孔子在卫国没有得到自己渴望得到的机会，那他的下一站，只能是自己的父母之邦——鲁国，至少回到鲁国，远比到处流浪更能得到机会。实际上此时的孔子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花甲老人了，即将到七十而随心所欲的年纪，政治上的伟大抱负，终究敌不过“叶落归根”的游子情怀。

鲁哀公十一年（前484），孔子六十八岁。当一行人乘坐的马车踏进鲁国国境的那一瞬间，想必胡须早已花白的孔子心中感慨万千，孔子也清楚，以他这个年龄，是不可能再周游列国了。如果能终老于鲁，叶落归根，葬于父母之侧，孔子此生不虚活矣。

孔子能回到鲁国，和他在鲁国做高级将领的学生冉求向执政的季康子推荐有关，但鲁国执政对孔子的态度非常明确——尊而不用，也不敢重用孔子，毕竟孔子的性格不是官场中人能吃得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