致严霜同志函（摘录）

尊作怀刘君长古一篇，畸人奇事，堪与赠胡老一篇并美。然投赠怀思之作，古来名篇传世者，如苏李赠答，赠白马王彪、天末怀李白、梦李白乃至韩孟唱酬之类，虽其人其事，本足千秋，亦以咏歌唱叹，要在交游离合之间，即事以道性情，风人之遗则，故能不朽。若其列叙生平，褒颂行谊者，则往往难臻上乘；虽杜公八哀，未为极诣，他可知已。盖诗人笃于性情，与史家之进退臧否，准酌至公者殊致。性情所笃，自诚而未必能喻诸人人。作者讴扬叹美，发于深衷，读者乃等诸应酬，或且疑为溢美。此人已之有隔，亦诗史之有歧，隔者未必恒能通，而歧者终不能一之，且无以相代者也。又情缘事发，而情随事迁。即事以抒情，则事迁而情在；缘情而论事，则情既迁而事亦非。后之视今，其不能喻之于己者，或尤隔于人之视己者矣。近来学诗，粗有所会，笔记一则，附呈求教。

附录二

严霜同志来函（摘录）

尊稿深以后人强效“诗史”为戒，此论极允。窃今思之，若以诗为史，毋宁作史舍诗。夫网罗国计民生之得失始末，诗万不如史；刻画世态人情之浓纤显隐，诗亦万不及小说戏剧。以此求诗，诗固可废。诗之至今不废者，在彼而不在此也。若以求于史、求于小说戏剧者求于少陵，恐杜老亦当退避三舍，敬谢不敏而已。少陵固无愧于“诗史”之名，然本无意于史，而有合于史。若香山之讽喻诗，则有意于史矣。香山之卒不及少陵者，其故大抵亦在此。夫惟少陵无意于史，但随事感遇，笔之所涉，皆情之所至，其诗中有史，如海之含盐。香山先有“史笔”二字横亘于胸，往往与自然流露者殊科，笔虽平易，情或勉强，故感人之力亦较弱矣。（《长恨歌》但有微词，来强劝惩，故能动人。）少陵，诗之史；香山，史之诗。诗之史，乃“即事以抒情”；史之诗，乃“缘情而论事”。孰先孰后，孰源孰流，未容本末倒置也。

窃又思之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；人异于禽兽，则有高尚之情。此情随时代之不同而有所变，其在诗人当时，则高尚一也。然则风人之性情，与流俗之蝇营狗苟者异趋，则断断可知。大抵诗人才力旗鼓相当者，其诗之高下，最终必视其情之高下深浅而决。惟其情与国脉人生息息相通，诗人始能伟大。诗固非史，其高者，于是彪炳于史册。

附录三

津阳门诗并序

［唐］郑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