哥舒翰是开元、天宝时期的著名战将事迹详见新、旧《唐书》本传其
哥舒翰是开元、天宝时期的著名战将，事迹详见新、旧《唐书》本传。其他散见于唐人集子中的记载也很多。
唐德宗时，诏拜哥舒翰长子哥舒曜为东都、汝州行营节度使，将凤翔、邠宁、泾原、奉天、好畴兵万人讨李希烈。《新唐书》本传上说：“帝召见，问曰：‘卿治兵孰与父贤？’对曰：‘先臣，安敢比？……’帝曰：‘尔父在开元时，朝廷无西忧；今朕得卿，亦不东虑。’”可知其时朝廷倚托之重。
唐玄宗时，中央王朝的边患主要在东北和西边。东北的少数民族，有契丹和奚等，他们力量都不强，对唐王朝并不构成什么威胁。唐王朝派重兵驻守，主要是起威慑的作用。特别是到安禄山出任幽州节度副大使后，更是使用诡诈手段，一面凶狠地肆行杀戮，一面施行恩惠，拉拢部落中的豪强，培植地方势力。西边的兄弟民族，有回纥、吐蕃等；其中吐蕃与中央王朝的征战，时间长，规模大，确是构成了很大的威胁。哥舒翰能稳住西边的局面，对中央王朝来说，就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唐中央王朝与吐蕃的战争，谁是谁非，如何评价，确实是一言难尽。二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，但即使是在兵刃相见之时，也以甥舅相称，并不否定这种亲密的血缘关系。后人考察唐代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纷争时，应该看到，各方之间的和好关系仍属基本的方面。我们在阅读唐史时，可以指出一点，那就是二者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不同的。唐王朝已进入发达的封建社会，即使是在边疆地区，也早已发展起高度繁荣的农业经济。《资治通鉴》天宝十二载曰：“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，闾阎相望，桑麻翳野，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。”有人以为此说原出《开天传信记》，乃是小说家言，夸张过甚，不足置信，但当时这一地区已经得到开发，则是毋庸置疑的。吐蕃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要落后得多，当时正处在发达的奴隶社会阶段，因此富有掠夺性，常是向陇右、河西一带发动进攻，掠取奴隶和粮食，给早已定居下来的农民以巨大的威胁。这时如有人能阻挡住这些来去飘忽的游牧民族的侵袭，当然会大得人心。早期的哥舒翰，就曾起过这样的作用。
《资治通鉴》天宝六载冬十月，哥舒翰已累功至陇右节度副使，“每岁积石军麦熟，吐蕃辄来获之，无能御者，边人谓之‘吐蕃麦庄’。翰先伏兵于其侧，虏至，断其后，夹击之，无一人得返者，自是不敢复来。”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九五引《乾子》曰：“天宝中，歌舒翰为安西节度，控地数千里，甚著威令，故西鄙人歌之曰：‘北斗七星高，歌舒翰夜带刀。吐蕃总杀尽，更筑两重濠。’”《南部新书》卷庚录此，引诗略同，而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》五言卷二十载《西鄙哥舒歌》，后两句作“至今窥牧马，不敢过临洮。”也是歌颂他保卫边疆有功的。[11]
但哥舒翰在与吐蕃进行的一系列的战争中，也有一件经常为人诟病的事，那就是天宝八载六月，哥舒翰以六万三千人之众，攻拔吐蕃石堡城，结果死去士卒数万。而在天宝六载时，唐玄宗也曾让王忠嗣去攻打此城，王忠嗣认为“所得不如所亡”，宁愿自己得罪，不愿牺牲士卒，故不奉命而行；将军董延光自请将兵去攻打，唐玄宗让王忠嗣分兵支持，他也不出力。两相比较，王忠嗣的表现自然要好得多。史家于此大书特书，是理所当然的。
但我们能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像王忠嗣那样决断呢？提出高标准来要求人，从而责难他人达不到这种标准，恐怕也不能算是实事求是的做法。就在王忠嗣抗命不行之时，大家都为他担心，《资治通鉴》上说：“李光弼言于忠嗣曰：‘大夫以爱士卒之故，不欲成延光之功，虽迫于制书，实夺其谋也。何以知之？今以数万众授之而不立重赏，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！然此天子意也，彼无功，必归罪于大夫。大夫军府充牣，何爱数万段帛不以杜其谗口乎！’忠嗣曰：‘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，得之未足以制敌，不得亦无害于国，故忠嗣不欲为之。忠嗣今受责天子，不过以金吾、羽林一将军归宿卫，其次不过黔中上佐，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？李将军，子诚爱我矣，然吾志决矣，子勿复言。’光弼曰：‘向者恐为大夫之累，故不敢不言；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，非光弼所及也。’遂趋出。”这一番对话，写得有声有色，言为心声，司马光确实是动了感情的。但从中可见，像王忠嗣这样的作为，唐代名将李光弼也难以做到，所谓“大夫能行古人之事”，是说今人不可能行此事。后人要求哥舒翰也要有同样的表现，恐怕陈义过高。而且攻打石堡城一事，出于唐玄宗的指令，并非哥舒翰的主谋，后人议及此事，也不必过多地归罪于执行者而置决策者于一边而不顾。
当时的文人对于这一事件，恐怕也很难做出正确的估量。李白有《送白利从金吾董将军西征》一诗，首云：“西羌延国讨，白起佐军威。”这位金吾董将军，可能就是自请攻打石堡城的董延光，因为开元、天宝之时征讨吐蕃的将领，特别在“将军”之中，少有姓董的人。有人举李白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诗中“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，西屠石堡取紫袍”之句，以为见解高于杜甫，但李白此诗不知作于何时，如果作于人们饱受战乱创伤之后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况且此诗是否李白所作还要进一步考订，萧士赟、朱谏、胡震亨等人都以为是五代人的伪作，因此根据这诗而立论，说服力也不够。
为救王忠嗣，哥舒翰还有出色的表现，《资治通鉴》上记载道：“哥舒翰之入朝也，或劝多赍金帛以救忠嗣。翰曰：‘若直道尚存，王公必不冤死；如其将丧，多赂何为！’遂单囊而行。三司奏忠嗣罪当死。翰始遇知于上，力陈忠嗣之冤，且请以己官爵赎忠嗣罪；上起，入禁中，翰叩头随之，言与泪俱。上感寤。己亥，贬忠嗣汉阳太守。”此事曾经博得人们广泛的好评，《旧唐书》本传上说：“朝廷义而壮之。”
